▲山巅上的伍兹托克 专访加拿大华人摄影师钟维兴
2014-04-11


  在2011年4月5日结束的香港苏富比“健康空气”慈善拍卖会上,一幅创作于2007年自蒙古额济纳旗荒漠的人体摄影作品,以11万港元落锤,成为了全场最高成交价。2012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无数观看者驻足在一个名为《失乐园》的摄影展前久久不忍离去,这个展览的作者被评为该届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评审委员会大奖”。
  ——他就是加拿大华人摄影师钟维兴


 
     这是一个每年都会在秘鲁库斯科城南部山区Sinakara山谷的Ausangate圣山上举行的朝圣活动Qoyllur Rit'i节。Qoyllur Rit'i是一个源于克丘亚语的组台词,代表着当地的朝圣对象:一种本土印加自然崇拜和西班牙人带来的天主教朝圣对象的嫁接的产物。每年六月自发形成的朝圣活动覆盖了秘鲁库斯科城以南的所有地区,甚至有智利和玻利维亚境内的朝圣者不远万里来参加这场在雪线以上的朝觐——游行队伍从Ausangate主峰海拔约4700米处开始狂欢式的庆祝和朝拜,歌舞和即兴的戏剧随处可见。最终,朝圣活动的最重要内容一一从圣山Ausangate主峰峰顶上带回冰雪。
    钟维兴


  钟维兴本来并不是摄影师,这趟“半路出家”一不小心竟做得如此专业:举办个展、获得大奖……或者对他来说孙悟空金箍棒画的圈子挡不住他在生意场上和摄影圈子里来回穿桂。
  钟维兴,成都人氏,后移民去了加拿大。由于移民身份,让自己走向了更为广袤的世界: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肯尼亚、秘鲁……无论地球仪怎么转圈.距离的藩篱也阻挡不了他超越自己,不断进取的摄影生涯。
  Z:钟维兴
  W:笔者
  W:钟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您算是“半路出家’做的摄影,在此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Z:我起先在银行工作,1995年起“下海”经商。
  W:您第一次拿起相机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在一个怎样的“机缘”下让您对摄影发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系统摄影的7
  Z: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第一次拿起相机和对摄影发生兴趣,以及系统摄影对我来说都是不同的。
  第一次摸相机,是在1977年,和同学一起约着到人民公园游玩的时候用同学家里的前苏联相机互相拍摄,当时我才15岁,那个时候只能称为拍照。我真正对摄影发生兴趣是在2003年。当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和朱林老师等人闲聊的时候说到了摄影,恰好那时时间比较充裕,就相约从成都出发,沿着新都桥、稻城亚丁、香格里拉走了趟环线。出发前,我正儿八经地去买了一套相机--佳能10D,现在还记得这机子是630W像素(笑)。沿途在路上白天拍照,晚上和同行的摄影爱好者起组织看片会。同行的摄影前辈特会鼓励人,对我这个新人很是照顾,拍得差不批评,拍得好就表扬。我突然就像发现了自己隐藏的天赋一样,被鼓励得飘飘然,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从此以后,就基本不去公司上班了,最疯狂的时候,一年没有去过公司以至于公司前台都不认识我这个当老板的了。
  W:不去公司上班,都去了哪里,拍了些什么?
  Z:走了很多地方,拍了不少照片,光是美国我就横穿了三次,什么大峡谷、黄石公园,包括加拿大在内,都拍不少,不过那种是旅游式的,出了不少“糖水片”。
  W:确实,很多人都是从风暴开始拍摄,执着于“靓丽风景线”的捕捉,就是喜欢糖水似的景致。一开始风光图片总让人有一种满足的喜悦,喜悦之后,又是什么让您转向了更为深入的挖掘,期间有什么经历让您转向?
  z:后来检视这些风光图片的时候发现,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我一直都是踩着别人的脚印走的一一查了很多资料,找到某座山,某处水,定时定点地按下快门,相当于复制了张大师的照片。当然了,做这种傻事是每个初学者必经的一个过程。
  2006年的时候,我从成都出发,沿着川藏路直抵珠峰,又去了阿里和新疆,走了一个多月。这次拍摄,我才找到了自我:检视沿途所摄图片发现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自然风光,一种是大量人文记录。虽然沿选的风光无与伦比,但真正具有一定艺术性的,在自己和别人的内心产生冲击,还是那些人文作品。风光作品,固然是愉悦身心,但那还是拍照而已,和摄影或者摄影艺术没有关系。通过那次创作,我才发现人文题材的作品才是独一无二的,自己的思想可以充分地融入其中,哪怕是作者本人也不可能去重复自己的作品。从那时起,我就基本把拍摄的重点转向了人文专题。但是光靠“碰”遇到的人文题材,好比靠天吃饭,长此以往不是办法。所以我想有设计地去拍摄,加进自己的主观表达,做出一个真正的艺术品.毕竟,如果只有照片里面的对象找不到艺术家本身,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



  W:说到人文专题摄影,不得不提您的《失乐园》,《失乐园》是一次计划性人文专题拍摄,当时拍摄的动因是如何的?
  z:2004的下半年去到内蒙古拍风光的时候,在额济纳旗(失乐园的拍摄地)发现了一个让人唏嘘的故事。700多年前。当时那里还是片绿洲,有座小小的城市叫做黑城,有多小呢?就三百米乘以四百米那么小。明代的军队为镇压额济纳旗黑城的城将叛变,让流经黑城唯一的河流改道,没有了水源,这座易守难攻的城池只有投降,结果被屠城。改道河流攻下城池,在当时被认为是取得一个巨大的成功,孰料这个“巨大的成功”百年之后酝酿了巨大的灾难一一原来的绿洲变成了沙漠,成为了沙尘暴最大的起源地。2004年到2007年期间每次去额济纳旗我都在思考这个几近悲怆的故事能不能当做一个专题内容来拍摄。
  W:为了蝇头之利发动战争、破坏生态,后人为此而买单代价很大,如何把这个令人深思的故事表现出来呢?
  z:和团队几经商议决定用人体和自然最纯粹的结合,来表现比较好。选模特也遇到了难题,专业的模特对于你的要求固然心顿神会,但他们身上拥有的当代华丽的痕迹,我们难以祛除。当地的农民,苦难感、沧桑感浑然天成,但当地民风保守,无人应征只得作罢;最后花了半年的时间通过美术学院的模特,说服了村子里的人参与拍摄。
  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带了两组模特去额济纳旗,一组为专业模特,一组是朴素的农民模特,因为当时打算拍摄两个专题,失乐园和伊甸园,后来我取消了伊甸园部分。
  起初一周多,我专注拍摄专业模特,通过拍摄他们观察了场景,那段时间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因为白天拍完,晚上回去还要把当天拍摄的场景做分镜头,做分镜的文案,要思考哪位农民模特适台在什么位置,做什么样的组台。
  真正失乐园的完成是最后三天,因为前面大量的功课已经做好,每个人在什么位置都能够对号入座,所以拍起来效率很高,当然我们也非常慎重,毕竟都是胶片拍摄只有回来才知道效果如何。去了二十多个人拍了二十多天,最后还是拿下了这一组。



  W:近年来,您走向了更广袤的世界,移民的身份和经历,让您的创作道路有些与众不同。您为什么把重心转移到了在外国的拍摄?国外的拍摄和本土的记录有什么区别?
  Z:2002年移民加拿大之后,我一年的时间基本就分成了三份,加拿大、成都各占一份,外出拍摄占一份:总体说来在国外的时间稍微多一些,把重心放在国外也是有自己的“私心”。国内,包括四川有很多优秀的摄影师,通向摄影高峰的途中部镶满了他们的脚印让我蛙以下足,踩着他们的脚印继续往前走又是我不太愿意的,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艺术需要创新、探索,而不要去沿着别人的足迹走。
  反观国外,对我来说有更多创作的机会。比如在拍摄马达加斯加这个专题的时候,当地人告诉我,我是第一个系统记录马达加斯加人文景观的亚洲摄影师。可见,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域,对于亚洲特别是我国摄影师,还尚属空白,有待挖掘。同样的题材尽管欧美国家的摄影师涉足相对较广,系统拍摄的时间也较长,但在制作摄影集出版的时候会考虑到商业、成本等多种因素: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自己的优势,因为我的初衷并不是做盈利性的销售,而是把影像记录下来,从另一方面干点实事,多做点艺术的成果给大家分享。从更纯粹的角度出发,从艺术的角度去认真思考,不用考虑成本,没有商业利益的需求。
  国内这些年间我拍得要少些,除了以上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摄影人,一个成熟的摄影人,他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家乡情结”,或者说是某种专断的“爱国情结”。因为艺术是全人类共通的。在哪里拍摄,在哪里进行创作,是根据作品的题材所决定的,在全球范围内,只要适合你想表现的地方,你去便可,而不是非得发扬爱国主义或者家乡情结。
  W:虽然您一直坚持说自己没有“家乡情结”但我看您的简历上告特别标注:成都籍旅加摄影师。可见您对成都的感情是无比深厚的。家乡扮演着您创作之路的什么角色?作为咱们四川老乡恰好四川又是一个风景、人文的大省,您未来有计划拍摄关于家乡的作品吗?
  Z:家乡在我摄影之路上还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因为2003年那次在家乡走村串寨的摄影,才让我发现了很多过去我未曾留意的东西。那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让我知道了通过摄影我会很快乐很幸福,并且这种快乐和幸福不仅来得如此突然和简单,还很盛大。快门咔嚓一下就可以完成生梦寐追求的东西,可以说家乡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今年我有个专题真要在四川拍,就是比丘尼。西方修女广为人知,但比丘尼在全球范围内,还是个比较神秘的存在,根据我的研究和观察,这个专题有人拍过,不过都是散片,还不成系统,所以从去年就开始着手准备这个专题了。这个题材有一些拍摄的地点选在四川.但我还是得强调一句.这和四川这个地域概念没有关系,只是说有的尼姑庵在四川,有时间的话我还是想做个投石问路的人,多勤快地出去走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