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麾“我的摄影是对家乡的感恩”
2013-11-22
         

有一种理论说,中国民间生活早在过去无数次的政冶运动中被破坏了。似乎是为了呼应这个理论,以往无数反映乡土生活的纪实摄影,不约而同地强调场景的破旧晦暗,人物的悲苦压抑,没有生的希望。而杨麾拍摄的乡土生活却全然不同,虽受时政影响,但又离时政很远。

他的那些《川北老乡》们,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茌他的镜头中,泼辣鲜活得很,生活状态苦涩,精神面貌诙谐。在某种程度上,杨麾拍出了他们的心理活动,拍出了他们“在想什么”。

你看照片中那位坐着私家车赶集的女子,集市人头攒动,竟然也不下车,径直摇下车窗,伸出手来挑选农民竹筐中的小鸡。或许她懒得下车。正是这个懒得,其间就有了微妙的下意识的心理活动。不下车,就表现出了与贩夫走卒的不同,就有了某种优越感。

再看那个端坐竹躺椅中的男人,让老婆站在身后打扇。老婆神态之谦卑,似他的女仆,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了这个赚点小钱的男人,做暴发户状,在江边耀武扬威。还有那周身挂着输液瓶的挑夫,沉重卵石担子压弯赤裸肩背,笑脸却似头上透明蓝天,无云无风。这些影像无一不让观者哑然失笑,内心却又隐隐生出痛来。





作为浮躁光鲜都市生活的反面,对小镇和乡村人物场景的记录无疑具有很深的社会学和影像人类学的意义。小镇生活既与都市生活间隔断裂又与都市生活连接,都市和乡村共同构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力。而在相当程度上,小镇和乡村是更强大的推力。

人文主义的纪实摄影在中国遍地开花之前,不少反映小镇人物场景的影像,或多或少都带有谎言的色彩。国人的生活始终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各种符号。不少摄影人在拍摄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把政治符号在普通人的常态生活中投射放大。结果,人物伙同着场景一起失真,要么苦大仇深,要么莺歌燕舞。而生活的真相并不是这样的。“真相或真实”往往存在于暧昧的中间地段,他的镜头适时地对准了这个中间地段,影像较好地呈现了这种暧昧的真实。

在当下这个迷失的社会,外来的摄影师,对正在消失的城市或乡村的生活场景多是做单纯记录,不带感情色彩。而杨麾的影像显然承载着他私人的记忆和情感。

杨麾出生在一个医院管理者和乡村教师的家庭。八岁那年,由于带他的外婆要帮舅舅家带更小的孩子,杨麾不得不从南充市到了南部县碾垭乡母亲教书的金龙庵。这座明清时代依山而建的尼姑庵,彼时已是远离城市,远离场镇的乡村完小。母亲日日在油灯下批改学生作业,兢兢业业,不因不被重用而懈怠。老乡也不因她是地主的女儿而敌视这个从城里发配到此的山村女教师。农人们时常把自己含不得吃的鸡蛋送来,以表示对老师教育自家子女的感谢。

老乡这份待人的厚道和淳朴,镌刻在了杨麾幼小的心灵上,成为他日后用镜头记录底层常民的原动力。在30年的摄影岁月中,杨鹰的镜头始终如一的关注悲苦的庶民百姓。用他自己的话说,“镜头总喜欢对准他们,总喜欢和他们坐在一起摆龙门阵。”

杨麾坚持摄影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自己拍的照片能留住最底层老百姓人性中纯良知命的本分,还有对天地的敬畏。这些美好的东西今天已经很难见到了。”

他的《老房人家》正是这样的作品。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畅麾在一个叫板凳垭的地方拍摄。那里民风之古朴,人在吃饭,人养的鸡也来人的碗里争吃,人也不赶它们,好像天地间的一切本该如此。今日回去,熟悉的乡村容颜已老,青壮年多去了远方城市打工,村里空余步履蹒跚的老人和儿童。杨麾当年顺手拍摄的逗鸡玩耍的小男孩,也去了广东打工。再回故乡时,满口粤腔,已是一个女儿的父亲。砖混结构小楼房,耸立公路两旁,齐铺铺地。从前的老房和老房里生生不息的人家,消失殆尽。

杨麾用四年的时间,寻访,拍摄记录了200多个依然生活在川北、川东老房子里的人家。老房经历了百年沧桑,老房中的人物,也各色各样,有春风得意的领导,有犯重婚罪的小民,有日日独坐枯井的空巢老人,也有远方打工回来的时髦青年人。这些场景中的新旧人物,从衣着到表情到肢体语言,几乎每一个画面都渗透着国家经济转型给个人日常生活带来的某种不安和躁动。

 杨麾说,“我的摄影是对家乡的感恩,是责任感。也有一份内心的忏悔。”



 

在母亲当年教书的金龙庵,杨麾完成了他的小学教育。当时,有个数学教得最好的老师,是城里下放来的右派。少年时的杨麾也跟着成人批斗过这个右派,也跟着比他大的孩子,用弹弓袭击过这个右派。一日,有个孩子的弹弓射出去小石子,把这位数学老师的额头打破了,流了好多血。刹那间,年幼的杨麾心里竟然有了“好痛的感觉。”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伙着别人羞辱过他。每次见到这个老师,我都有很深的内疚感。

 在《老房人家》中,就有这位右派老师的影像。“如果我的镜头不能为这些老房人家中的人留存下一份备忘录,或影像志,我觉得对不起他们,会愧疚一辈子。摄影,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自我救赎。”

1969年,19岁的杨麾,作为上山下乡的知青,落户到了南部县杨家湾村。两年的知青生活,他深刻体察到了农人的辛苦,农人的忠厚,农人的喜怒哀乐。1972年,他进入南充医学专科学校,成为工农兵学员,专功卫生防疫。1974年毕业后,分配到南充的一个县防疫站,搞宣传工作,经常下乡。

可以说,杨麾“从小到大,都是和最低层的老百姓打交道,特别能理解他们的苦乐。”他以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用镜头记录着庶民的生活艰辛和艰辛中的乐天派头。他说,“人来到世上,真是很苦很苦的。但不能因为苦,就把人拍得苦大仇深。因为再苦,他们也有自己的快乐。在土台上看一场川剧就很满足,肩挑背磨地把新媳妇娶到就高兴了。”

“在计划经济时期,理发匠不能随便在城镇开店摆摊。一些人就走村串户。因此,偏远乡村来了理发匠.全村人像过节一样高兴。生产队长点名喊张三李四,村子里的人就一个一个地来理发。理发匠住的人家的家境和邻里关系都是村里最好的。理发匠吃住,烧洗头水的这户人家,心情就是很愉快的,那是胜过了城里人灯红酒绿带来的满足。作为回报,理发匠会给这户人家的所何男人免费剃头。”

在城市化浪潮冲击下,乡村理发匠也渐行渐远。杨麾多年追踪拍摄的《乡村剃头匠》,在记录剃头和被剃头的快乐瞬间的同时,也留下了乡村的人文历史影像。

正是因为从来就身在其中,杨麾才能敏感地体察到,在国家经济大发展的拐弯处,村镇居民们由于经济上的逼仄焦虑所致的各种不协调和荒诞。同时,他又能抽身出来,后退几步,以几分超然,几分亢奋,几分会心的情绪,将他们定格。正是这后退几步,使他的影像有了理性的情绪饱满,又有感性的张力。




 不过,杨麾坦诚,开初,自己摄影是冲着见报获奖去的。上个世纪了70年代的某个夏天,杨麾用海鸥120拍了第一张刊登上了党报《南充日报》的照片,题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个人周玉珍”。画面上,这位农妇背对镜头,周玉珍正面对她亲切地宣讲计划生育。“这张当年自己引以为傲的图片,是摆拍的。”杨麾说得很坦率。“那阵,我对摆拍新闻图片有悖新闻伦理完全没有认识。只晓得要摆,才能拍出理想的宣传图片。当时能上党报党刊的宣传人物,都是要高大全,红光亮的。我也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去摆拍摄对象的。”

 1989年,杨麾拍摄的《勤勤恳恳又一年》的单幅摄影作品,在浙江丽水彩色摄影大赛上获得银奖。这是他的图片首次获奖。图片呈现的是一位农夫,坐在毛主席像前吃面条,喜笑颜开。他说,“这幅作品也是摆的。从摆拍年代过来后,回头审视,新闻摄影绝对不能摆拍。我现在一直坚持抓拍。不过,纪实摄影中的一些带大场景的主题,我个人认为可以在摆中抓拍。《老房人家》就是这样拍的。”

 杨麾的拍摄姿态,完全是本上化的,全然不受外界眼花撩乱拍摄方式的干扰。镜头极为平实,甚至略显朴拙。然而,在艺术的层面,朴拙可以是一种境界。朴拙到底是比夸张花哨难的。朴拙也是摄影人的一种修炼。杨麾那些平和镜头前情绪饱满的影像,高潮迭起,俨然是一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平民喜剧,苦涩,幽默,反高潮。尽管一些影像,在纯技术或审美的意义上,不甚考究,带有西方街头摄影的调调,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作品给人带来的温暖和感动,因为他这些记录庶民苦涩幽默的影像,接了地气,有了温度,有了烟火味。   


                    

赤桦/撰文  杨麾/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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